又过了大约半个月，一天下午我正在干活，车间何主任叫我去接一明哥的电话，我感到奇怪便急匆匆赶到财务科。当我到办公室时，电话已经断了。
我问一明哥从哪儿打来的电话，出纳员告诉我从医院。我吃了一惊，出纳员又说一明哥今天感觉眼睛不舒服，刚才去医院看病去了，检查结果是视网膜脱落，要住院治疗。
我不懂什么是视网膜脱落，但我一听到“住院”两个字头皮就发麻。小威威住院、一明哥住院、嫂子住院一住不回，表哥还没住院就闭上了眼睛，我总觉得凡是住院都没有什么好事，仿佛是这个人朝生命的终结迈出了一大步。
我再也没心思工作了，向何主任请个假，骑上车就往医院跑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一明哥刚办好住院手续。
“一明哥，你的眼睛……”我一见一明哥便焦急地问。
“没大事，”一明哥不在乎地说，“近视眼常见病，住院治一下就好了。”
尽管一明哥说的轻巧，我还是不信。我专门又询问了大夫，知道视网膜脱落虽然要不了命，但严重时会造成失明。高度近视患者更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，因此平时要注意保护眼睛，不能过度劳累。
一明哥的病比较严重，需要手术治疗。
“从现在起，你不能再看书写字了。”我坐在病床上，望着一明哥瘦削的脸颊，态度严肃地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一明哥伸出手臂让护士测量血压，“不就是视网膜脱落吗，又没瞎。”
“到瞎了就晚了！”我的口气又加重了一些。
“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双目失明后写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要是失明后能写出这样的书，也值！”
“你……”我气得当时就站起来，瞪着眼睛朝一明哥吼道，“你就知道写书，写书！你就不知道别人……”
后半句话我没有说出来，不过读者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我会说什么。在那段时间里我对一明哥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，我并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地怜悯他、崇拜他，而是从内心里爱他。我爱他的思想，爱他的意志，爱他的宽容，爱他的事业。总之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当然，爱得越很，恨得越深。今天听了他那不要命的辞令，我便又恨开他了。
看到我真的生气，一明哥不再言语了。
“唉——”他长长地叹口气，躺在了病床上。
太阳落山了，病房里开始变暗，我到食堂打来饭。
“晓凤，你也吃吧！”一明哥对我说。
“不，我不饿，我一会儿回家再吃。”
“我给你打电话本来是想告诉你一声，知道我在医院看病就行了，没想到又给你添这么多麻烦。”
显然一明哥依然把我当外人，最起码他还是把我当成一个保姆来看待的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发觉，我们中间有道无形的隔墙，阻挡了双方的深入交往。也许我们彼此同样刚刚失去亲人，也许我们要为逝去的亲人坚守贞操。但无论如何我没想到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就要分手了。
晚上十点多钟当我回到家时，我的父母亲已在家等我好几个小时了。
“爸，妈，你们今天来像是有事吧？”等二老吃完我做的捞面条，望着母亲欲言又止的神态我忍不住问道。
“实话告诉你，凤儿，我们今天专为你的事而来，”妈妈见爸爸不愿先说，自己开了口，“我们想让你回家。”
“回家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“对，回家。”妈妈点点头，有些无奈地说，“凤儿，这城里不是我们乡下人长呆的地方。”
“爸，我妈她这是……”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忙又问父亲。
“妞，原先让你来省城是为了你和你表哥，可是没想到……像有什么邪气一样，你嫂子又病死了，今天一明又住院，再过几天不知道还要出什么事？”
“我不走，”我打断爸爸的话，“什么邪气，都是你们瞎想，谁能没个大灾小难的？当初是你们让我来城里的，说是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现在我刚参加工作你们又要我回去，怎么都是你们对，我不回去。”我和父母讲起理来。
“凤儿，不是我们都对，”妈见我倔上了只好劝我说，“现在的情况不是明摆着，你表哥去逝后，厂里虽说答应你接班，可咱们是农村户口又转不了正。你说可以花钱买户口，可是买个户口要五千块钱，咱家哪有那么多钱？光凭你的工资要多少年才能攒够？转不了户口早晚不还是要回家。再说没有户口，没有正式工作，在城里找对象都难，你今年都二十出头了，再不操心找婆家，将来年纪大了谁还要你？前几天你二叔在城关镇给你说了个媒，那娃儿是镇政府的秘书，人也不错，我们都安排好了，就等你回去和人家‘见面’了。”
听妈妈说到这里，我的脑子里一片轰鸣，下面她再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，我的眼前一直在蹦着“回家”“回家”这两个字，我觉得有种无形的压力想要使我窒息！
不管我怎样解释，爸爸妈妈都不听，最后我只好以死来相威胁，可爸妈像早有思想准备似的，竟“扑通”一下都跪在了地上，说如果我不同意回去，他们二老就立即死在我面前。
到了这时候，我又能怎么做呢？我哭了，求爸爸妈妈起来。我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的，我的一切都是爸爸妈妈给的，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刻，我这个弱女子最终选择了后者。
我答应妈妈回家，但不同意回家后相亲，我要再等等，究竟要等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妈妈见我同意回去，也没再说什么，便从地上起来和我抱头痛哭一场。
那天夜里我们便收拾好东西。第二天一早又到厂里办了辞职手续，结了工资。在我的请求下，爸爸妈妈和我一起来到医院，向一明哥告别。
我们到医院时，一明哥刚刚做完视网膜复位手术，眼上缠着绷带，看不到我们。
听了爸爸妈妈的讲述，他整个人像凝固了一般坐在床上一动不动。
“二姨，晓凤真的要走？”过了好长时间，一明哥才像从梦中醒来似的问我妈。
“是的，孩子，我想带她回家。”妈妈握着一明哥的手，安慰似的说。
“二姨夫，晓凤真的要和你们一起回去？”一明哥又把头扭向我爸爸一侧。
“一明，晓凤在这儿几个月，给你添了许多麻烦，请你原谅。”爸爸说话时，嗓子有些嘶哑，眼中噙满了泪水。
“晓凤，晓凤，”一明哥又向前伸着双手叫我，我连忙靠到他身旁，把手伸过去。
“晓凤，你嫂子走了，你表哥也走了，现在你又要回家，是吗？”一明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抽泣着问我。
“一明哥，我……”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流了出来，我只是哭着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。
“是的，是该回去了，”一明哥松开我的手，叹了口气说，“唉！多快呀，转眼快半年了，该走的都走了，现在就剩下我自己了。我知道这孤独的日子总有一天要到来，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早，这么突然，我……真有点儿不愿意接受啊！”一明哥说完哭了起来。
“娃儿，是咱们命不好。”妈也哭了，“说实话，我也不想让晓凤回去，可厂里转不了正，买户口又没钱，时间长了我怕耽误你妹妹的前途。娃儿，你要理解二姨的心思啊！”
“二姨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我不是不让晓凤回去。我是说，昨天她还和我在一起，今天说走就走，我心里……”一明哥痛苦得说不下去了。
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只有流泪，流泪……
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，我再一次扑到一明哥怀里痛哭。
“一明哥，我会回来看你的，你要保重，啊？”
“好好好，好好好……”一明哥已经什么话都不会说了，只是“好好好”地应着。
在太阳升得最高的时候，我含着泪水和爸爸妈妈一起离开了医院，朝汽车站走去……
尾声
当我写完这篇回忆录的时候，时间已进入到一九九七年除夕之夜，也就是说，过了今天晚上，历史将进入一九九八年的农历新年。
堂屋里二十九寸大彩电正播送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实况转播。我那两鬓霜白的父母亲、我的爱人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镇政府的秘书，现在已经是我们镇的镇长兼镇实业总公司总经理），还有我的一男一女两个上小学的孩子，都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看电视。孩子已经几次来叫我过去，今天是除夕，我本该过去和家人在一起享受节日的欢乐，但是我却没有那个心思。望着眼前刚刚抄完的书稿，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十二年前那段充满悲剧色彩的日子里。在回忆录一开始我已经交待过，十二年来我没有再进过省城一次，也没有一明哥和厂里的任何消息。十年前，也就是一九八八年，因为要处理表哥家里遗留的房产和东西，我母亲去过省城一次。她去的时候，一明哥正好去广州出差，她听一明哥的邻居讲，一明哥的病好了，当了厂财务科科长，还说他那年又结了一次婚，不过没多长时间又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从那儿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一明哥的信儿。十二年了，我没给一明哥写过一封信，他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，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。但愿不是人走茶凉吧！过了阴历十五，我准备和镇政府秘书处的小郭到省城一趟。他的同学在一家出版社上班，答应帮我联系出版，我把稿子带去，请编辑看看，那时候也许有机会再见到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的一明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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