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老太是我二儿子的保姆。她家住辽阳农村，是我老伴单位的一位同志介绍来的。此人高高的个头，瘦瘦的身材，细长的瓜子脸上，略带浅浅的皱纹。是个慢性子，沉默寡言的人。但一抱起孩子，两眼就细成一条缝，嘴角泛起浅浅的笑纹。平日，做的多，说的少。对待小孩很细心，周到，充满感情。孩子不会走路时，她是走到哪抱到哪。会走路以后，走起路来，跌跌撞撞，她紧随其后，双手紧扶，帮助孩子前进。她很怕孩子摔倒，真是寸步不离。她在照料二儿子的中期，正是中国政治生活开始极不正常的时期。当时，我老伴是省直某单位的领导，他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延安时期的老同志。因为他反对把本单位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划为右派，他为此自己也因“包庇右派以右派论处”的罪名，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和迫害，于1958年5月初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。从此，灾难也降临我家。总务科的人为了讨好新任领导，硬让我给他们腾房子，天天来撵我搬家。此时，中国社会正进入大跃进的年代，新闻宣传也跟着浮夸风，紧张地进行。我因为没跟丈夫划清界限，整日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上的摧残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态度，我忍辱负重，努力工作，经常在外面采访，很晚回家。总务科的人，因见不到我，就在早晨没起床，或晚上下班后，到我家去堵我，有几次晚上在我家坐到10点钟。我常常10点半以后才能回到家，老保姆就陪他们坐着应付。我回家后，她就告诉我“X科长又来了。我对他们说‘你们也得讲点理，栾菊龄天天工作那么累，干啥非得现在让搬家’”。又说“今天没到10 点，让我给说走了。”她看我那种心力交瘁的样子，就安慰我说：“你干你的工作，不用惦记孩子，到时候我把他哄睡。X科长再来，我跟他说”。
一个月后，我们终被撵到另一个没有煤气和暖气的楼里。当时，我们的生活很困难，有一个邻居又因我们是“右派家属”，另眼看待我们。我自己的工作一点不敢懈怠，朝出晚归，十分疲惫。老保姆就安慰我“你不用着急上火，也不光你家这样，过一阵子没准得变。”还说“咱们吃啥都行，孩子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有我，他出不了毛病。”当时，她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她在那一年多时间里，除了把孩子精心看好，几乎把我家里的其它活都包揽下来。每次我换下的床单、衣服，她都会抢去，洗完晾干，叠好送回床上，告诉我：“你上班工作忙，这事留给我，没说的。”她对家中的活多活少，从不计较。
在那个人人自危的高度政治化年代，许多人都怕与我们沾边。早年的同学，昔日的旧交，一条走廊里的近邻，都避而远之。就在那段日子里，有一天，我在采访回单位的路上，遇到一个从外地来沈办事的亲戚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她每次来沈，都到家中看望。那天，当我惊喜地与她打招呼时，她吓得应付两句赶紧走开。那一刻，我深切体会到了人生冷暖，世态炎凉。那时，刚刚30岁出头的我，顶着政治、精神、工作的三重压力，还要抚养着四个孩子，我的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，是这位来自农村，又没有文化的老保姆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对我情真意切，不离不弃，与我同甘共苦，共渡难关。一时间，她成了我的主心骨，成了我的依靠和力量，让我感到，有情义有良心的好人，即使她只是个保姆，也一样是你最亲近的人。
20年后，当我老伴的冤案终于昭雪，又官复原职后，我不禁回忆起那个保姆，当年，她不仅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，她还以最为朴实的直觉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做了预见，她的那句“过一阵没准得变”，虽经20年，终于真的应验和实现了。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坚守中国人固有的仁慈，忠厚、情义、良心等传统美德，我遇到那些忠厚善良的城市家庭妇女和农村妇女，她们私心少，讲道德，重情义，真心实意地承担了这份保姆工作，为我撑起半个家。用她们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人家对咱们好，咱拿人家钱，就得对得起良心！”这些人，怀着一颗善良的心，对待雇主，对待社会。当年，我也是风华正茂的年龄，在工作中，上进心强，不服输，不后退，几乎是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。因为我爱人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故去，我从没享受过婆婆给予的关怀与温暖。这几位保姆给予我的支持与关照，让我感受到了婆婆般的关怀。我对他们充分的信赖和依靠，感情上没有隔阂和戒备，所以，我们之间相处得异常贴心。
时光飞快，30年转瞬过去。我深深地怀念那个年代，怀念那些纯朴善良的人！五星保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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